在2月28日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工信部总工程师、新闻发言人田玉龙透露，要积极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支持北京、上海建设数据交易所。
京沪两地的数据交易所已经在2021年相继成立。数交所的设立，意味着被称为新兴经济“新动力”的数据可以像普通商品一样进行分类定价和交易。
今年全国两会，“数据”也成了高频词汇之一。多位代表委员热议了数据交易的规则、体制以及治理监管等。有关数据的政策也在积极推进中，3月21日，国家发改委官网就“数据基础制度观点”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内容涉及数据产权制度、数据要素流通交易制度、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以及数据要素安全治理制度等四个方面。
国家发改委官网就“数据基础制度观点” 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数交所正是建立一个庞大数据市场的最新尝试。它的存在又将发挥哪些作用？未来数据交易能够催生哪些新业态？个人数据又能否被交易？红星资本局专访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首席专家郎佩佩和上海数据交易所副总裁卢勇，探讨数据交易的发展前景北上深多地发力布局数据交易所
据国际数据公司（IDC）测算，预计到2025年，中国产生的数据总量将达48.6ZB，占全球的27.8%；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年均1.5至1.8个百分点。
2020年国务院首次公布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文件《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数据被列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之后的“第五大生产要素”。
虽然数据如此重要，不过有专家指出，每年全社会数据量增长率约40%，但真正被利用的数据量增长率只有5.4%。
只有“流动”的数据才能发挥价值。上述《意见》提出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各地也随之迎来大数据交易市场建设热潮。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2021年3月、11月，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京数交所”）和上海数据交易所（以下简称“上海数交所”）相继成立。而两大数据交易所的功能定位截然不同。
2021年3月成立的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被业界称为开启全国数据交易所2.0时代的标志性机构。北京数交所采用“数据可用不可见，用途可控可计量”新型交易范式，还成立了全国首个国际数据交易联盟，涵盖交易主体、交易客体、相关服务单位等全要素市场参与方，目前已入驻100多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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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数交所作为‘国内首家新型数据交易所’，‘新’体现在创新交易模式、创新交易技术、创新交易规则、创新交易生态和创新应用场景上。”郎佩佩告诉红星资本局，北京数交所的核心定位有两个：国内领先的数据流通基础设施，以及国际重要的数据跨境服务流动枢纽。
上海数据交易所则首提“数商”新业态，即涵盖数据交易主体、数据合规咨询、质量评估、资产评估、交付等多领域，培育和规范新主体。首批签约“数商”为100家，首批登记挂牌的数据产品为20个。
“首先我们的目标是定位于一个国家级的交易所，配套有准公共服务机构的职能，要构建全链生态，打造一个全数字化的交易系统以及创新制度规则。”卢勇介绍，上海数交所有4个特点：要体现规范确权、统一登记、集中清算和灵活交付。
继京沪之后，广东省也在推进数交所的建设。近日印发的《广东省数字政府改革建设2022年工作要点》提到,广东将依托现有交易场所建设省级数据交易所,搭建数据交易平台,推动数据经纪人、“数据海关”试点,支持深圳市探索开展数据交易2.0版本数交所长什么样？
突破：聚焦确权、定价、互信、入场、监管五难
相较于京沪两地数交所的成立，中国大数据元年来得更早一些——2014年3月“大数据”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大数据元年开启。
2015年4月全国第一家大数据交易所在贵阳正式挂牌运营。此后的两年，大数据发展的顶层政策也在不断推进。这期间，各地大数据交易所和交易中心迎来了密集布局期。
上海就曾呼应这波热潮。2016年时，上海成立了“数据交易中心”。时隔5年，再设立“数据交易所”，两者有何不同？
“两者的层级不同，上海数交所的站位更高、更具创新性和开拓性。”卢勇认为，5年的经验，再结合现如今更完善的法律框架和政策要求，发展道路会更宽广。
卢勇继而解释，设立在浦东，也是为了落实中央文件的要求。去年7月，浦东区正式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同时被赋予“立法权”，这一背景下的浦东更适合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的探索。
此前，贵州、浙江等多地建设大数据交易中心或交易所，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卢勇举例，在数据流通交易的过程中，现在面临的大问题包括数据要素市场本身的发展、多层次数据交易市场的发展，数据的确权，数据的定价，数据的资产化等等，这些都需要有一定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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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权属界定不清、要素流转无序、定价机制缺失、安全保护不足等，成为数据要素交易的关键“命门”。“所以这次我们聚焦‘五难’，包括确权难、定价难、互信难、入场难、监管难，要针对过去五年碰到的挑战，形成新的做法。”卢勇说。
比如在数据确权方面，卢勇介绍了“上海做法”：一个企业合规获取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实质性的加工、创造性的劳动，就可以被视为有数据收益的权益。
如果说之前各地的数据交易所（中心）为1.0版本，那么北京和上海新设立的数交所应该算是2.0版本。而新型的交易所也不止专注于数据买卖双方的撮合，更注重发挥要素的价值。
“有关数据交易，大家都很关注确权、监管等问题，事实上在现有环境下这些也是最难突破的。”郎佩佩指出，北京数交所有数据登记的功能，同时系统中上架的产品可以拥有“数据资产凭证”，希望通过这些尝试为数据确权提供前置参考。
郎佩佩认为，传统交易所只是一个供需撮合，但数据交易所要做的并不单纯是撮合双方买卖，而是要建立一套从技术、规则、机制、流程都健全的一个基于数据流通的信任机制。郎佩佩介绍，北京数交所首创了基于区块链的“数字交易合约”新模式。该模式扩展了数据资源的价值实现范围，把算法、算力及综合服务应用也变成了可供交易的数字资产。
“大家对于交易到底包括哪些环节、每一个环节参与方应该做什么其实是不太清晰的。”郎佩佩介绍，北京数交所在准入、管理、流转、产业链延伸方面指定了系列规则。“我们的规则是针对数据交易要素流通机制设立的，今年还会建立整套交易的流程体系。”
而在交易模式上，北京数交所提出以隐私计算和数据“可用不可见”的方式，用区块链和隐私计算的技术来引入，通过数据的交易使用权来替代所有权。这样一来，数据使用方通过密文计算，获取数据的使用权价值，却不能获得数据的所有权。
北京上海入局 不以“盈利”驱动
对于交易所来说，交易量最能体现市场活跃度。但早期设立的交易所公布出的交易额却成绩寥寥。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成立之初的愿景，是未来3-5年交易所日交易额将突破100亿元。之后几年贵阳大数据交易的交易额目标逐渐降低，从“日交易额100亿元”慢慢变成“全年力争突破亿元”。到2018年，贵数所不再通过官网等渠道对外公布交易额、交易量等动态。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1年12月发布的《大数据白皮书》指出，从2014年开始，各地建设数据交易机构，提供集中式、规范化的数据交易场所和服务……但经过7年多的探索，各地数据交易机构运营发展始终未达到预期效果。
虽然此前有地方折戟，但北京上海依然强势入局，首要就是顶层政策因素。
从北京自身发展角度来看，打造“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数字经济是其中重要一环，北京数交所也是落实上述“两区”建设的重点项目。
《北京市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行动纲要（2020-2022年）》提出，到2022年，北京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将持续提高，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区GDP比重达到55%，将北京打造成为全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先导区和示范区。
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经济中心城市，也欲打造“国际数字之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中明确，浦东要建设国际数据港和数据交易所，推进数据权属界定、开放共享、交易流通、监督管理等标准制定和系统建设。
而盈利并非这两家交易所当下的目标。北京市副市长殷勇在北京数交所成立发布会上强调，北京数交所要创新业务模式，保持发展定力，不急于盈利。
卢勇也表达了类似看法。“我们是以‘准公共服务机构’来赋能这个市场的，目前来看并不是纯市场化运作。”他认为，虽然国外很多数据流通交易是市场化运作，但国内已经把数据上升为“第五大生产要素”，这也意味着国家对数据的重视程度，通过市场与政策两个方面推动，来让要素市场发展的更快一点，而赋能市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才是上海数交所的重点。
大数据交易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波热潮，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已设立了十余家数据交易平台，发起者不仅是政府，也有民营企业。当下“数字经济”的火热，无疑会再次催生数交所刮起设立热潮。但卢勇却认为，数据交易所的探索需要顶层设计、技术配套等，并非每个城市都适合建立。也有专家观点认为，考虑到数据交易的跨地域性和高效率，未来更多数据交易或将集中到少数几个头部交易所。
什么样的地区适合成立数交所，卢勇提到两个前提：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数据资源集聚度。“数交所的目的是为了推动数据要素市场的发展。如果一个地方具备这两点优势，又正好在做数字化转型的话，成立数交所就会非常契合。”
催生新业态：数据合规评估商、质量评估商职业诞生
目前，上海数交所已经完成了两个批次总共40多个数据产品挂牌，涉及金融、交通、通信等多个行业和领域。
首单交易的是国网上海电力“企业电智绘”数据产品，卖给工商银行。工商银行使用这些数据，就能对它所服务企业从贷前、贷中、贷后增加一个维度进行管理。“特别是对中小微企业的贷款管理，更加方便。”卢勇介绍，目前应用领域比较多的，还是金融市场在互联网的服务。
“金融领域传统的做法可能效率不够高。现在我们有了第三方数据，银行可以有更多的维度去观察它的服务对象，也是为其经营效率提升起到一定的作用。”卢勇说。
北数所按照行业领域来划分产品，郎佩佩提到了“社会数据专区”的维度，比如政务、公共服务、金融科技、交通出行、能源气象等领域，每个领域内都有数据托管商和数据资源提供商、数据资源方来提供数据、产品和服务。
目前，京沪两地的数交所均针对企业开展业务。对于个人数据的交易，两位负责人都给出了一定前提。卢勇认为，个人数据需要配套一系列政策落地，才能更好被利用；郎佩佩指出，交易需要放到“场景”中去考量，北京数交所中的“高价值数据”的应用前提就是需要数据合规合法授权。
数交所的成立，也将催生一批以往没有的新业态。去年11月，北京市大数据中心、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等单位集体入驻北京数交所数字经济中介服务商。据了解，涵盖数据估值、评级、审计、托管等在内的中介服务商，作为数据交易催生而来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是数据交易生态中的重要一环。
卢勇提到“数商新生态”的概念，即数字经济时代催生的新业态新模式。卢勇举例，数据产品挂牌之前，都要进行合规跟质量评估，这就带来了“数据合规评估商”“数据质量评估商”这种新业务机会。
卢勇还提到“数字经纪人”，类似中介一样的角色，可以帮助传统企业更容易找到数据资源，满足他们的数据需求。除了数据评估机构外，郎佩佩提到了数据相关的法律事务机构、数据的审计机构，这些机构的存在主要审查数据有没有被合规使用；还有基于数据信托衍生的托管商或者数据信托服务机构等。
今年年初以来，北数所面向全球招募数据托管商、数据经纪商、数据服务商，“作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数据托管机构和经纪机构应兼具社会公信力和经营公益性，服务能力强且具备相关业务资质”，郎佩佩透露，前期北京数交所已经就数据托管商和数据经纪商模式进行深入研究，并于今年年初对外招募。
“目前在市场上针对数据的业态很多还待完善，我们也希望随着产业发展，会有更多业态及场景丰富起来。”郎佩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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